一行禪師詳盡生平事蹟

一行禪師是一位全球精神導師、詩人、和平活動家，因其強有力的教導和有關正念與和平的著作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 一行禪師的人生故事

目錄

1. 早年生活
2. 出家訓練：傳統根基
3. 尋找新道路
4. 創造更新的入世佛教
5. 實驗性社群1957—1961
6. 普林斯頓&哥倫比亞1961——1963
7. 領導佛教和平與社會工作運動1963—1966
8. 離開越南呼籲和平1966—
9. 手足情誼：與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友誼
10. 巴黎和談與西方入世新元素
11. 正念的奇蹟 1975—1982
12. 開創正念與和平社群1982—
13. 更新佛教：強化根基，擴展枝脈
14. 無邊界的佛教
15. 回到越南2005—2008
16. 全球精神導師和“正念之父”
17. 雲永不會死去

早年生活

1926年10月11日，Thầy生自越南中部的古代皇城首都順化的一個大家庭。他的父親阮廷福（Nguyễn Đình Phúc）來自承天順化省的城中村（Thành Trung），是法國統治下的帝國政府的土地改革官員。十六代以來，Thầy的家族中所有男性都用阮廷 （Nguyễn Đình）作姓氏，郎（Lang）是 Thầy 的名字。

他的母親陳氏苡（Trần Thị Dĩ），來自由靈縣（Gio Linh） 的河忠村（Hà Trung），與廣治省（Quảng Trị）相鄰。Thầy的母親皈依的法名是澄聽（ Trừng Thính）。她與Thầy的父親在一起1947年農曆新年到慈孝寺探望兒子時一起皈依，並得到這個法名。Thầy在六個孩子中排第五，有三位哥哥、一位姐姐和不久後出生的弟弟。他和大家庭生活到五歲，與叔嬸和表兄弟姐妹們住在祖母家——一所位於古城墻內的大房子，有著傳統的庭院、花園、荷花池與竹林。

Thầy四歲時，他的父親被分配到清化省（Thanh Hóa）北部約500公里的山脈北邊工作。一年後，家人搬往那裡。Thầy還是小男孩時，就開始熱切地閱讀他喜愛欽佩的兄長儒（Nho）帶回家的佛教書籍和雜誌。他以Nguyễn Đình Lang的名字報讀附近一所非正式的家庭學校。

Thầy在後來的開示和演講中，時常憶起一個關鍵時刻：大約早在九歲，他被其中一本佛教雜誌封面上安詳的佛陀形象迷住了。佛陀坐在草地上，恬適自在地微笑著——這幅插圖吸引了他的注意，給他留下了持久的平靜安詳的印象。這與他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看到的不公和苦難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形象喚醒了他內心清晰而強烈的願望——成為像佛陀那樣的人：一個顯現了平靜、安詳、自在的人，也幫助他周圍的人平靜、安詳、自在。雜誌名為《慧炬》 ，見於一行禪師著作《 A Pebble for Your Pocket》 (2001)。

大約一年後，Thầy和他的兄弟及朋友談論著他們長大後想成為什麽。他的哥哥儒（Nho）是第一個說出希望出家為僧的人。男孩們討論了很久，最後都同意出家。Thầy後來說：“在那次討論中，很清晰的是，某種決定或志向已經在我內在很強烈了。我心裡知道自己想出家為僧。”見於一行禪師 1992年 6月 8日開示：「在我 11 歲時，一天，我們三兄弟和二位朋友，五個男孩在晚飯後一起閒聊，最終我們問自己：『我們在未來想成為什麼？』有人說：『我想成為醫生』，『我想成為律師』。我們談了很久。最後我的兄長說：『我想成為一位僧人』。這是個新的想法。不知道怎樣的，最後我們的結論，是我們五人都會成為僧人。對我來說，這很容易，因為之前看到一個人如此安靜地坐著的影像，我已經有類似『愛上了佛陀』這樣的想法。那顆種子一直在成長。在那次的談話中，我很清楚知道，某個決定和強大的心願已經在我之中。我心中知道，我想成為僧人。為何？我們都不知道。成為僧人是個模糊的意念，那即是跟隨佛陀的道路，如此而已。但怎樣跟隨？我們並不知道。」

大約六個月後，Thầy十一歲時，在一次去鄰近聖山的郊遊中， 他經歷了他後來描述為的首次靈性體驗。一行禪師答問，2013年 8月 15日於加拿大多倫多布鲁克大學；一行禪師答問，2019年 7 月 19日於梅村：這是「深刻的靈性體驗」。當同學們坐下來吃飯時，他獨自去探索，渴望找到傳說中住在那裏的老隱士。這聖山名為那山（Núi Na），位於清化省。 那山隱士這個故事見於 16世紀詩人阮餘（Nguyễn Dữ）的作品，可能是基於 14世紀陳朝一位皇室官員隱居山上的真實故事，詳情見於越文參考資料。他沒有找到隱士，又熱又渴，來到一口有著純凈水的天然井邊。他喝了個夠，然後在附近的巖石上深深地睡著了。這段經歷在小男孩心中產生了一種甚深的滿足感。找到了水，他感到全然滿足。他覺得已在井邊莫名地遇到了隱士，找到了最好的解渴之水。故事見於一行禪師著作《The Hermit and the Well》 (2001)。他想到一句法語：J ‘ai goute l ‘eau la plus delicieuse du monde (我已品嘗世界上最美味的水)。見於一行禪師著作《Cultivating the Mind of Love》 (1996)，11-13頁。出家為僧的心願持續在Thầy心中成長著；幾年後，這個夢想將會實現。一行禪師答問，加拿大溫哥華，2001年 8 月 12日；一行禪師 《Cultivating our Deepest Desire》(1993)：「兩年後，我 11 歲時，一天，我們三兄弟和二位朋友，五個男孩在晚飯後一起閒聊，最終我們問自己：『我們在未來想成為什麼？』有人說：『我想成為醫生』，『我想成為律師』。我們談了很久。最後我的兄長說：『我想成為一位僧人』。這是個新的想法。不知道怎樣的，最後我們的結論，是我們五人都會成為僧人。對我來說，這很容易，因為之前看到一個人如此安靜地坐著的影像，我已經有類似『愛上了佛陀』這樣的想法。那顆種子一直在成長。在那次的談話中，我很清楚知道，某個決定和強大的心願已經在我之中。我心中知道，我想成為僧人。為何？我們都不知道。成為僧人是個模糊的意念，那即是跟隨佛陀的道路，如此而已。」

1942年， 十六歲時，Thầy得到父母應允，回到順化，在慈孝寺（Từ Hiếu Temple）的釋真實Thích Chân Thật （1884 – 1968）門下開始沙彌訓練，屬於越南禪佛傳統的臨濟（Rinzai）和了觀（Liễu Quán）法脈。Thầy的師父釋真實禪師屬於臨濟宗第四十一代和了觀第七代傳人。禪師的法名為清季 （Thanh Quý）， 字究竟 （Cứu Cánh），法號真寔（Chân Thật）。根據越南佛教傳統，佛弟子受持五戒時會得到一個法名；出家時師父會給予一個，或多於一個法字或法號。接受為期三年的指導後，他於1945年農歷九月十五清晨正式受沙彌戒。1945 年 10 月 21 日圓月日。見於一行禪師《My Master’s Robe》 (2002)：「第一年，我們學習的是沙彌的日常修習和戒律。第二年，我們學習戒律詮釋和寺院常誦讀的佛經。到了第三年，在我們四個人當中，我和心滿師弟在學業上已經很出色，我們有望成為第一批受沙彌戒的人。受沙彌戒的意思是正式出家。我們等著這一時刻，彷彿在等待某種巨大的成功。對我來說，我對這一刻的渴望甚至超過了一位學者對研學多年後公布考試結果的渴望。」

出家訓練：傳統根基

儘管寺院外很緊張——日本占領越南（1940 – 1945）和1945年大饑荒的食物短缺，Thầy仍將沙彌歲月作為幸福的時光來回憶。一行禪師答問，2012年 7月 24日梅村 （環節中的第四個問題）；一行禪師著作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Thich Nhat Hanh》(1999) 103-115頁。 他在慈孝寺的年月是質樸、簡單的。一行禪師《My Master’s Robe》 (2002)。沒有電和自來水，也沒有廁所。作為受訓的年輕沙彌，他的日常工作包括砍柴、從井裏打水、打掃庭院、在園區勞作、照看牛；當季節來臨時，幫忙收割、脫粒和碾米。每當Thầy有機會成為師父的侍者，他會在黎明前醒來，生火燒水，為師父沏茶。一行禪師著作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Thich Nhat Hanh》(1999) 111 頁。寺院遵循禪宗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這適用於從首座到最新成員的每個人。 同上，第.9頁。根據臨濟法脈的精神，Thầy接受教導全然活在當下，專注於每一項工作，不論洗碗、關門、請鐘還是佛壇供香。他得到一本小書，《毗尼日用切要》——他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動作中默念其中的45首漢越語偈頌，保持專注。《毗尼日用切要》由讀體律師，號見月（1601-1679) 彚集。

Thầy親眼目睹了日本的占領和1945年大饑荒，走出寺院，就能看到街上死於饑餓的屍體和卡車運走幾十具屍體。Thầy 在接受《三藩市紀事報》（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97年 10月 12日）唐拉丁（Don Lattin）的訪問時描述他看到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早上起床時都會看到街上有許多屍體，因為人們沒有東西吃。[我們 ]年青的學生不得不去乞米。中午的時候，我們到每家每戶去乞一碗米。我們收集了這些米，然後把它分在較小的碗裏，分配給垂死的人。他們都快餓死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樣的經歷。 」1945年，當法國重新奪回越南時，暴力只增不減。儘管許多年輕僧人響應馬克思主義小冊子的武裝號召，但Thầy相信佛教——如果更新和恢復其核心教義和修習，像越南歷史中著名的李朝和陳朝那樣，就能真正幫助減少社會上的苦難，提供一條導向和平、繁榮、從殖民權力獨立的非暴力之路。一行禪師《My Master’s Robe》 (2002)； 2003 秋季第 34期 Mindfulness Bell中 Thầy 講述他自己也曾想過響應馬克思主義的號召。  

1947年，Thầy的師父把他送往附近的報國（Báo Quốc）佛學院學習和生活。遺憾的是，報國佛學院的記錄已不復存在（它們在1975年被故意燒毀，剩下的部分在後來的一場意外火災中丟失）。他在第一次印中戰爭的背景下（1946 – 1954）學習。隨著日本撤軍，民族主義的越盟和法國軍隊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遊擊戰，結束殖民統治。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持續了8年，從1946年到 54年，法國人在1945年日本人撤軍後，為奪回他們的殖民地而戰，而越南人的抵抗卻越來越激烈。超過5萬人死於這場戰爭。越南人為獨立而戰，就像印度從英國那裡贏得獨立一樣。對於小規模的衝突和暴力，僧侶和寺院也不能倖免 。它們成為了庇護之地和逃離法軍的革命者的避難所。Thầy在他 2009年10月13日的信中《美妙的西塔聲》回憶了庇護革命者的情況。許多僧侶雖然手無寸鐵和非暴力，但仍被槍殺了，包括Thầy的一些親密朋友。Thích Tâm Thường，一位非常親密的朋友也在被殺之列。見一行禪師《Inside the Now》 (2015)，第15頁。法國士兵頻繁襲擊寺院，尋找抵抗戰士或食物。Thầy清楚記得在一次襲擊中，士兵要求他們交出最後的大米。一行禪師《Inside the Now》 (2015)；另見於一行禪師《 At Home in the World: Stories and Essential Teachings from a Monk’s Life (2016)》中的 The Last Sack of Rice 及 A French Soldier 。

在報國佛學院， Thầy繼續閱讀進步佛教雜誌——探索具有“社會意識”，不僅關切自心的轉化，也關心更廣泛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包括貧困的政治經濟根源、壓迫和戰爭。例如《進化》（Tiến Hoa）佛教雜誌。Thầy還受到禪師 Thich Mật Thể (1912-1961)和作家Nguyễn Trọng Thuật (1883-1940)著作的啟發。這兩位人物都看到了越南禪宗歷史的豐盛，以及佛教為越南帶來 “新的春天 “的能力，其他地方的改革家和現代主義者也提出了這種佛教復興的建議，例如中國的太虛大師（1890-1947）。Thich Mật Thể 曾在中國師從 Qing Yan 長老，並把他的思想帶回了順化。《 Tiến Hóa（進化）》發表了有關學習科學和經濟學的重要性的文章，以理解痛苦的切實根源，而不僅僅依賴於唱誦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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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新道路

1949年晚春，在報國佛學院修學兩年後，23歲的Thầy離開順化，與另外兩名僧人和一位朋友在西貢繼續深造。一行禪師著作 《Creating True Peace: Ending Conflict in Yourself, Your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2001) 第 22 頁：「我離開佛學院是因為我在那裡沒有找到合適的教法和實踐來應對越南的現實生活，但我並沒有離開僧侶生活。」；一行禪師著作 《Cultivating the Mind of Love》(1996)，第21頁：「我們離開順化佛學院，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沒有得到所需要的教導。」由於戰爭仍在肆虐，他們走了一條很長的路線，有些地方還需乘船避開軍事路障。一路上，年輕的僧人們決定通過取新名來表明他們菩薩行的深心切願。他們都用了Hạnh（行），意即行動。這樣，Thầy （逢春Phùng Xuân）就變成了一行 （Nhất Hạnh ）。Thầy的私人文件。以「行」（Hạnh） 為名，他們可能是在喚起萬行禪師（ Vạn Hạnh的名字，萬行禪師是10-11世紀越南著名的僧侶，他是佛教、儒教和道教大師，曾擔任國王的顧問。Thầy後來在談到自己的名字時說，他與傑出的前輩不同，需要專心做一件事。資料來源： Sallie B. King《一行禪師和越南統一佛教會： 非二元論在行動》，載於Christopher S. Queen和 Sallie B. King 合編《入世佛教：亞洲的佛教解放運動》(1996年，Engaged Buddhism: Buddhist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Asia)，第 9章。 因為每一位越南佛教出家人的法名都以Thích（釋）開始，從那一次起，Thầy以釋一行 （Thích Nhất Hạnh ）廣為人知。一行禪師《My Master’s Robe》 (2002)。

當他們抵達西貢時，與法國的戰爭還在繼續著。Thầy和朋友們留下來，在許多不同的寺院學習，每次數週或數月；與此同時，他們也追求自主學習。 不久Thầy出版了第一本詩集。
1949年秋，龍江出版社以一行禪師的名義出版了《Tiếng Địch Chiều Thu》（秋昏笛聲），收錄了50首詩和一個劇本。此後，1950年由 慧炬 （Đuốc Tuệ）出版社以 Hoang Hoa 的筆名出版了《Thơ Ngụ Ngôn》（《寓言》）。不久後《Ánh Xuân Vang》 (春天的金光) 於1950年出版。他的詩歌捕捉了自身有關戰爭和失去的經歷，深受歡迎，被視為越南新興的有影響力的“自由體”詩歌運動的最佳典範之一。見上文腳注 11。從那時起，他首先是以詩人的身份為人所知，而不是僧侶或老師的身份；幾個世紀以來，詩人一直是越南文化和社會中備受尊敬的人物。

1950年秋天，Thầy幫助創建了印光寺（Ấn Quang Pagoda），一座用竹子和茅草建造的新寺院。後來，這座寺院成為一所改革派佛學院的所在地，Thầy成為了最年輕的老師之一。今天，這座寺院也是該市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就是在那裏，Thầy於翌年受了比丘戒。 一行禪師 2008年 5月 6日在河內的開示。他們在1949年與 Tri Hiu法師一起建立了這座寺院，起初他們稱該寺為應光（Ứng Quang）。如今印光（Ấn Quang）寺是河內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就是在那裏，Thầy於翌年受了比丘戒。1951年10月，Thầy25歲，在印光寺正式接受比丘戒，由 Thich Đôn Hậu法師擔任傳戒師。參見: 見《二十世紀越南著名高僧傳》，第1章，第322頁，由 Thích Đồng Bổn法師編撰，胡志明市佛教協會出版。

在接受正統教育期間，Thầy出版了第一本有關佛教的書《東方倫理學》（Oriental Logic），依據亞里士多德、黑格爾、馬克思和恩格斯探討東方倫理學。Thầy的第一本佛教著作《Đông Phương Luận Lý Học》(東方倫理學)於1950年由 Hương Que出版社出版。Thầy的正統教育：Thầy在西貢的 Vưng Gia Cần中學參加了中學畢業會考，並於1954年被新開設的西貢大學文學院（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Saigon）錄取為第一批學生。Thầy在大學就讀的同時，繼續教授和出版自己的詩歌、文章和書籍，並獲得法國和越南文學學士學位。他還繼續倡導佛教復興，將佛教教義應用於他所處時代的問題和挑戰中。他受邀前往西貢北部的中部高地大叻市（Đà Lạt），編輯一本佛教雜誌，訓練年輕僧侶。在那裏，他開始為在家佛教徒出版新類型的書，提出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應用教義的方法，而不僅僅是供香和祈願。一行禪師《佛子》（La Phật Tử， 1953) 由 Hương Que出版；一行禪師《佛教家庭》（Gia Đinh Tin Phật，1953) 由 Đuốc Tuệ出版 (這是1951年首次在 Dalat的 Hướng Thiện雜誌上刊登的文章集)。1952年農歷新年，Thầy在大叻市指導學生改編Le Tartuffe。後來以《Cậu Đồng》的書名出版。Thầy後來回顧這段時光，寫道：“我充滿創造力，是一位藝術家和詩人。最重要的是，我想幫助佛教在我的國家復興，讓它與年輕人的需要緊密相關。”一行禪師《Cultivating the Mind of Love》 (1996) 第 11頁。  

創造入世的佛教復興

1954年7月，隨著日內瓦協議正式結束了法國和越盟之間的敵對狀態，越南被一分為二。北部變成了共產主義，南部隨後在美國的支持下反共。國家的分裂開啟了一個動蕩時代。在混亂和不確定的氣氛中，大量人從北方遷移到南方。為了強化他們的聲音，聚集他們的能量，佛教領導人在南方創立了越南佛教總會（Tổng Hội Phật Giáo Việt Nam），統合所有學派和法脈。於1951年成立。印光佛學院理事會邀請Thầy回到西貢幫助穩定和更新年輕一代僧尼的修學項目——其中很多人或被馬克思主義理想吸引，或認為佛教課程既不嚴謹也不相關，因而被世俗職業如醫學或工程的文憑承諾吸引。Thầy承擔著創建一個更有社會關切和鼓舞人心的佛教項目，也首次為他們提供與世俗課程相當的文憑。 在印光教學時，Thầy完成了自己的大學學業，以法越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從新成立的西貢大學文學院（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畢業。他也繼續寫作和出版自己的詩歌、文章和書籍。Trí Không，未出版的回憶錄。

1955年，越南天主教政權領袖吳廷琰（Ngô Đình Diệm）開始使用一切可能手段鞏固權力。天主教得到了明確的特權，佛教則日益受到壓制和邊緣化。隨著游擊戰士所取得的進展以及政府在外國勢力的影響下竭盡所能地阻撓自由投票，民主選舉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

政治中立的《民主》（Dân Chủ）日報請Thầy寫了十篇備受矚目的系列文章。根據一行禪師的私人文件，這些文章出版於 1955年。他們請他呈現越南自身的佛教遺產的力量，並證明佛教並非如許多人所聲稱的那樣無關痛癢或過時。因而，在動蕩中和國家相關部門的壓力下，Thầy的入世佛教的願景具體化了。Thầy以筆名Thạc Ðức（碩德）在頭版發表了題為“重新認識佛教”（Đạo Phật Qua Nhận Thức Mới）的文章，提出了一種基於民主、自由、人權、宗教和教育的新出路，在全國引起轟動。一行禪師 2008年 5月 6 日在河內的開示。第十也是最後一篇文章是對總統吳廷琰提出的“人格主義” 學說的果斷無畏的佛教批判。這是他在每個政府官員都要遵循的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選擇。

1955年，Thầy在離開七年後首次回到順化的祖庭和家。他在祖庭和報國佛學院受到熱烈歡迎，他們邀請Thầy為學生們做開示。Thầy也享受與父母的幸福相聚。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健康的母親。一行禪師私人文件。

1956年，隨著他的聲望和地位的提高， Thầy被任命為新國家佛教會官方雜誌《越南佛教》（Phật Giáo Việt Nam）的主編。他使用了十幾種筆名撰寫有關越南歷史、世界文學（包括托爾斯泰、加繆、雨果）、哲學、佛教經文、時事、短篇小說、甚至民間詩歌的文章——盡其所能地促進南北佛教徒之間的和解與一體精神。他的筆名有：Hoang Hoa（詩歌）、Thạc Ðức（哲學、入世佛教、時事與和解）、Nguyễn Lang（佛教史）、Dã Thảo（佛教更新、佛教在社會中的作用、佛教對西方哲學的影響）、Tâm Kien（現代民間詩歌）、Minhạnh（文學評論、法國文學、文化評論）、Phương Bối（深沉的佛教）。Tâm Kien (現代民間詩歌)、Minh Hạnh (文學評論、法國文學、文化評論)、Phương Bối (佛教義理、給青年的信息)、B’su Danglu (革新的佛教)、Tuệ Uyển (佛教倫理)、Minh Thư和Thiều Chi (佛教、短篇小說、訪問高僧)。他以 “Nhất Hạnh “的名義進行編輯，並以 “Nhất Hạnh “的名義撰寫佛學評論和一些詩歌。他深入研究越南自身的歷史，提出了一種真正擺脫這種局面的越南方法——借鑒佛教在11世紀至13世紀的陳李王朝（Trần and Lý Dynasties）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很鼓舞和啟發當時還是年輕僧人的他。

實驗性社群

1956年底，Thầy開始花更多時間待在偏遠的中央高地產茶區B ‘lao。Thầy在那兒的一座小茅屋靜修，房子建造在福慧寺（Phước Huệ Temple）的茶林中。

這是一間簡陋的小屋，在穿過茶園的一條小路的盡頭，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還有許多書。

Thầy夢想著創建一個山間出家僧團，很快就有一些來自印光和報國的年輕僧人和學生加入。正是在這裏，Thầy在接下來的兩年為越南佛教雜誌寫作和編輯了很多文章，同時教導年輕僧眾。也是在這裏，Thầy做了一個難忘的夢，記錄在他的作品中——他看到已故的母親。

1957年，Thầy和他的朋友們在大老樹林中央發現了一塊六十英畝的在售土地，這塊土地靠近蒙塔格納德村莊B’su Danlu的一個安靜處，離B’lao 和福慧寺約10公里。1958年1月，他們開始清理這片土地，夏天著手建造一些簡單的木制結構的建築。

他們稱這個新社群為“芳貝”，以Thầy在福慧茶產區的禪舍命名。Thầy回憶說：“芳貝如無限廣闊的柔軟搖籃，給予了我們覆蓋著野花和青草的原始山丘，如無限廣闊柔軟的搖籃。在這裡，我們可以暫時離開世間生活的種種不如意事。”一行禪師《Fragrant Palm Leaves》 (1999) 第 19頁。有了這個夢想中的新 “田園修習中心” ，Thầy最終掙脫了傳統佛教寺院儀軌的模式，創建了一個致力於靈性修習、學習、療癒、音樂、詩歌和社區建設的環境。他們喜歡早晚坐禪，下午茶禪。芳貝是一個更新與重振佛教的實驗性模型。很少有人預見到，芳貝成為了Thầy的許多“正念禪修中心”的原型——本世紀末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起來。

Thầy在編輯越南佛教雜誌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1958年，僅僅出版兩年後，資金就被中斷了。Thầy感覺這不僅僅是缺乏資金，而是佛教等級制度阻止他勇敢無畏的文章。他感到自己在恢復和統一越南佛教方面的努力失敗了。同上，第 50頁。這次挫折和仍悲痛於母親的去世，以及承受著國家分裂的痛苦，Thầy掙扎著保有他的希望。Thầy病了，在西貢Grall醫院住院近一個月，接受法國醫生的治療。同上，第 7頁。他身體虛弱，患有慢性失眠症，連醫生也無能為力，他的精神比以前更低落了。

Thầy後來將這段時期描述為深度抑鬱。一行禪師 2014年6月20日在梅村的佛法開示：「在我母親去世後，國家被分裂，戰爭持續不斷，我得了抑鬱症……醫生也無能為力。通過修習正念行走和正念呼吸，我才得以自癮。……當你修習靜坐或行禪的時候，你可以知道你的呼吸是否有療效，你可以看到療效的效果。當你吸氣的時候，你可以馬上看到療愈的效果。而當你走路時，如果每一步都能給你帶來幸福和快樂，……那是非常滋養和療癒，你會知道的。對於你的抑鬱症，如果你這樣呼吸和行走一個星期，我知道你可以轉化。這就是止和療癒的修習–停止奔跑，停止被［你的情緒］帶走。你抗拒，你不想被帶走；你想過你的生活，你有你的[自己的]洞察力，知道怎樣做。但是Thầy有直覺，如果他能掌握對呼吸和行走的全然覺知，就能真正療癒。1950年代的非常挑戰造就了Thầy的個人修習的深入，也給了他所需的精神力量找到一條前行的路。作為一名年輕僧侶，Thầy學習數息和隨息，在慢步經行中訓練自己。然而越南的佛學院並不教導個人療癒的實修，只有禪修理論。因而，面臨著深深的痛苦，Thầy為自己發現了一條療癒的禪修之道。他嘗試了一種新方法，走路時將呼吸和步數更加自然地結合起來——不只是數息，而是協調呼吸來數步數。有了這種定，他就能溫柔地擁抱自己的痛苦和極度絕望，不被強烈情緒捲走。他說：“通過修習正念呼吸，我擺脫了這種處境。”一行禪師在梅村 2013年7月25日的答問環節。他在印光開始了這一修習，並在B’lao 、芳貝以及隨後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繼續試驗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他對有關禪修和呼吸的經典的理解不斷加深。一行禪師私人文件。

新的希望

1959年春天，Thầy因擔任越南佛教雜誌的編輯，受邀參加日本的國際佛誕慶典。雖然他的健康仍然虛弱（行程的部分時間在東京住院），但這被證明為一次擴展視野的重要旅行。這是Thầy首次離開越南，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廣闊的佛教團體。從其他代表那裡，Thầy聽說了西方圖書館的偉大佛教收藏，同時意識到學習英語的重要性。回國後，他決心在一年內掌握這門語言。

1959年11月，Thầy每週在舍利寺（Xá Lợi Temple）為西貢大學的學生們做系列講座，遇到了許多渴望協助Thầy工作的年輕人。其中一位年輕的生物學學生高玉鳳（Cao Ngọc Phượng），成為他的“十三雪松”之一——一群充滿熱情的和他一起學習的年輕活動家，並支持他佛教現代化的願景。鳳在西貢貧民窟積極領導社會工作項目，並促請Thầy發展能支持這樣的入世行動的靈性修習。Thầy接受了這一挑戰，也在指導鳳和“十三雪松”的過程中以及社會工作、教育和救援的項目中，他的文章、書籍和演講中的教導首次找到了它們的實際應用和行動領域。Thầy隨後談道：“這並不容易，因為傳統並未直接提供入世佛教，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做。”2003年 7月 1日Shambhala Sun的訪問。鳳在隨後六十載成為他的主要合作者，後來出家法名為真空法師。如今，她是一位備受愛戴的老師。

普林斯頓 & 哥倫比亞

1961年，Thầy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以擴展經歷和學問，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比較宗教學（1961 – 1962）。正是在普林斯頓，他經歷了人生的第一個秋天、第一場雪，以及冬天之後清新美麗的春天。在平靜安詳中，Thầy的慧見有機會成熟：“在那裏，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品味到安住當下的平靜（即佛教教導的現法樂住，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 一行禪師《Fragrant Palm Leaves》 (1999)。Thầy後來反觀在美國的這些成型年月：“我在越南長大，在越南出家，在越南學習和修行佛教。來西方之前，我在越南教導過幾代佛教學生。但我現在可以說，我是在西方認識與實現了自己的道路。”一行禪師《 At Home in the World》 (2016) 第 87頁。

1962年夏天，Thầy在德福德的Ockanickon營地指導年輕人，寫作《別在衣上的玫瑰》（A Rose for Your Pocket）時收獲了“覺醒的第一朵花”。這是一本紀念母親的簡單、充滿感情的小書，激勵讀者珍惜當下此刻所擁有的一切。一行禪師《 Bông Hồng Cài Áo》 (1962)。Thầy將此書寄給他在越南的一個“雪松”學生，他即刻安排出版。他把它寄給Cô Nhien。1962年，他以自己的名字Nhất Hạnh在越南佛教雜誌《蓮花》上首次發表，書名為《細看母親》(Nhin kỹ Mẹ)，是隨後由 La Bối出版社印刷的第一批書籍之一。1965年，專業歌手Phạm Thế Mỹ將其譜為一首現代越南歌曲演唱。《別在衣上的玫瑰》的精神和寫作方法開創了佛教寫作的嶄新天地，將Thầy的獨特寫作風格結晶化。越南從未有一本書如此抒情地將佛教智慧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層面，並迅速成為暢銷書。《別在衣上的玫瑰》語言自然、詩意，甚至孩子都能理解，它沒有佛教教義的形式，但本質上是一種引導性禪修，幫助讀者在此時此地接觸到母親存在的奇蹟。這是一位佛教僧侶首次向我們呈現了禪修的覺察如何能夠成為一種明亮而溫和的能量。讀者可以觸碰到禪修的果實，而不必把他們的心和頭腦變成戰場，與憤怒、悲傷或執取作鬥爭。這本書出版後，Thầy——迄今為止主要以詩人和、編輯和佛教學者著稱——開始以其深刻而易懂的佛教而聞名。那年的母親節，Thầy的學生依據這本書組織了慶祝母親的“玫瑰節”。“雪松”為第一次玫瑰儀式準備了200份手寫本。每份手抄本上附有一朵紅玫瑰或一朵白玫瑰，視乎收到手抄本的人，其母親還在世或已故。該節日很快成為越南各地一年一度慶祝的傳統，如今已成為越南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本書已售出100多萬冊，每個佛教家庭中都可以找到。 “雪松 “安排此文本在佛教雜志《蓮花》上發表，1964年由 Lá Bối出版社出版成書。開始了越南母親節玫瑰儀式的傳統。其清新親密的調子吸引了越南佛教徒，創造了被東西方採用的現代佛教寫作新體裁。

結束普林斯頓的歲月後，Thầy留在美國，在哥倫比亞（1962 – 1963）繼續他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巴特勒圖書館（Butler Library）廣闊的佛教收藏，並受益於傑出的安東·齊格芒-瑟布教授（Anton Zigmund-Cerbu）的指導，接觸到了當代神學家的作品。Anton Zigmund-Cerbu教授是一位佛教專家，據說他精通40種語言。比Thầy大10歲的Cerbu教授在Thầy回到越南幾個月後，在接受心臟手術後去世。（半個世紀後的2017年，哥倫比亞大學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為紀念一行禪師，開設了“一行禪師入世佛教碩士課程”。）

1962年11月和12月，Thầy經歷了一系列深刻的精神突破。他被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一位德國牧師和神學家，也是一位對納粹政權大膽直言的批評者並因此入獄，於1945年被處決——的作品深深打動。一行禪師 《Fragrant Palm Leaves》 (1999)，第 109-111 頁。潘霍華考慮過到美國侵求庇護，但很快就意識到：「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一起經歷這個時代的考驗， 我將無權參與戰後德國基督教生活的重建。」 他還對教會對這種情況的反應提出了批評：「教會在它應該大聲呼喊的時候卻保持沉默， 因為無辜者的鮮血正在向天堂大聲呼喊。」 轉引自《大英百科全書》（2019）Franklin Sherman：《Dietrich Bonhoeffer》。 讀到迪特里希·潘霍華決定從美國回到德國——儘管這會危及他的生命，Thầy被他在監獄最後幾天的描述打動了：

……在我們每個人之内的朗朗星空令我清明，我感到滿心喜悅，堅信自己可以忍受超乎想像的痛苦。潘霍華的文字是令杯裏的水滿溢的最後一滴，是長長鐵鏈的最後一節，是令樹上成熟的果子落下的微風。經歷了那個夜晚，我不再埋怨生命。……所有感覺、震撼和苦難展現出它們的奇妙，儘管我知道我的身體仍是我的身體。有人稱這為「宗教體驗」，但我所感受到的完全是人類的經驗。那一刻我知道，覺悟不存在於我身心的細胞之外。生命是奇妙的，即使在痛苦之中。沒有痛苦就沒有生命。
Thầy對他在1962年11月2日晚上的洞見的描述，見於一行禪師《Fragrant Palm Leaves》 (1999) 第 85頁。

1963年，一年一度的春天衛塞節期間，吳廷琰政權對佛教徒的鎮壓急劇升級。Thầy於1963年10月8日，即聯合國關於吳廷琰總統鎮壓佛教徒的辯論日提交了文件。在美國，Thầy發現自己成為了為越南佛教和平運動積極發聲的人。他做演講，接受媒體採訪，並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關於侵犯人權的報告。6月，Thầy在《紐約時報》上讀到越南高僧釋廣德（Thích Quảng Đức）自焚的消息。《紐約時報》“Man Sets Himself Afire” （自焚者），1969年7月1日，第14頁。釋廣德長老享年73歲。Thầy認識他，曾和他一起待在芽莊和西貢。Thầy後來解釋說：“當你自殺時，（是因為）你在絕望中，無法再忍受活著，但釋廣德長老並非如此。他想活下去，希望他的朋友和其他眾生能夠活著；他熱愛活著。但他也有足夠的自由來供養他的身體，以傳遞這樣的信息：我們正在受苦，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一行禪師在梅村的開示，2002年6月7日。不久後，Thầy收到更多僧尼自焚的消息。1963年8月： Nguyên Hương法師; Thanh Tuệ法師; Diệu Quang尼師; 及 Tiêu Diêu法師。他的詩歌《吞噬我兄弟的火焰》（The Fire That Consumes My Brother）表達了他的痛苦和繼續為和平努力的堅定決心。一行禪師《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1993)。8月，一千多名僧侶被捕，另有數百人“失蹤”。Thầy向聯合國提交了關於迫害的文件，召開記者發佈會，並開始禁食祈禱聯合國派遣調查團前往越南。真空法師《Learning True Love》 (2007 新版) 第5章。

1963年11月，吳廷琰政權下臺後，Thầy接到越南主要僧人之一釋智廣（Thích Trí Quang）的電報，召喚他回西貢，再次發力支持越南佛教，應對不斷惡化的局勢。這位僧人就是佛教界的領袖人物Thich Tri Quang。他先給Thầy寫了一封電報，然後又寫了一封信說：”我已經筋疲力盡，束手無策。請回來幫忙。

領導佛教和平與社會工作運動

1964年1月，Thầy回到越南，發揮了佛教和平運動和社會行動的領導作用。這種非暴力抵抗運動在當時的越南政界被稱為第三勢力。 他會見了佛教領袖和學生，聽取他們的報告；為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活動家提出了兩項具體建議：第一，每週花一整天時間在竹林寺共聚，平靜身心，長養志向；第二，投資建設農村發展改造模範村。

此外，Thầy為統一佛教會處理暴力與不和提出了三點建議：

1. 佛教會應公開呼籲停止在越南的敵對行動，並組織南北之間的和平談判。

2. 佛教會應盡快建立高等佛學院，培養新一代修學佛教，幫助引導國家走向理解、慈悲、寬容和深刻聆聽的方向。

3. 佛教會應立即發展一個中心，培訓社會工作者去農村幫助挨餓、無法受教育、沒有知識組織農村事務的窮人，基於佛陀的教導去幫助實現非暴力的社會變革。

隨後幾年是一段緊張的活動和入世幫助人民的時期，Thầy通過教學、寫作、社群建設和社會服務的願景激勵著年輕一代。

1964年11月，發生在越南中部的大洪水沖走了家園，奪走了數以千計的生命。身在衝突地區的受害者是最脆弱的，因為沒有人敢為他們提供援助。Thầy，日智（Nhất Trí）和鳳組織了船隻前往火線之間的秋盆（Thu Bồn）河，在廣南（Quảng Nam）省德育郡（Đức Dục）提供救援。他們遇到了因槍傷流血的孩子、營養不良的年輕人以及所有家人都被洪水沖走的父親。Thầy劃破手指，讓血液流入河裡，以慈悲和團結一致的精神，為那些遇難者祈福。一行禪師《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1999)。

1965年6月，軍隊已控制政府，暴力和壓迫升級。“公民自由受到限制，被譴責為中立主義者或親共產主義者的政治對手遭到監禁，政治黨派只有在不公開批評政府政策的情況下才被允許運作。”William S. Turley, Neil L. Jamieson 等，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he two Vietnams》 (1954–65)， 見於Britannica.com。游擊戰士繼續他們的鬥爭。Thầy繼續寫作和平詩，表達人們的垂死掙扎。他的作品集 《合十為白鴿祈願》（Palms join in Prayer for the White Dove）於1965年出版。一行禪師 《Chắp Tay Nguyện Cầu Cho Bồ Câu Trắng Hiện》 (1965)。兩週內就售出超過3000冊。不久，這些詩就在廣播中被雙方斥為“反戰詩”，危及了他的安全。Thầy 本人從不認為這些詩是 “反戰 “詩，因為他說這些詩並不 “反 “什麼，它們只是 “和平詩”。儘管如此，它們在地下廣泛流傳並成為流行的和平歌曲，在街頭和學生集會上被傳唱。

1965年，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擔心共產黨正取得進展，向越南派遣了第一批作戰部隊；到夏天，地面已集結超過12.5萬名美國士兵。Thầy和越南其他主要知識分子認識到戰爭的根源在西方，他們需要備受矚目的精神和人道主義領袖幫助改變西方公眾輿論。1965年6月，Thầy寫信給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其他人寫信給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s）、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等。這些信件被收錄在《Dialogue》（對話）一書（1965年），由La Bối出版社以英文出版。Hồ Hu Tường寫信給Jean Paul Sartres；Tam Ích寫信給Andre Malraux；Bui Giang寫信給Rene Char；Phạm Công Thiện寫信給Henry Miller。當時西方很多人誤解了震撼的自焚圖片。Thầy在給金恩博士的信中解釋了佛教徒自焚背後的慈悲：“沒有人想要戰爭。那麽，戰爭是為了什麽？戰爭是誰的？……我相信，自你致力於爭取平等和人權的最艱難鬥爭以來，你是其中全然和全心全意理解越南人民無以言表的苦難的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們不會保持沈默，你也不能。”Thầy寫給金恩博士的信： https://dev.plumvillage.org/about/thich-nhat-hanh/letters/in-search-of-the-enemy-of-man/一年後他們在芝加哥會面時，金恩博士已加入有關越南問題的國際良知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nscience on Vietnam）。

1965年9月，Thầy和他的同事們正式成立了青年社會服務學院（SYSS）。學院凝聚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志願者，為Thầy、“十三雪松”和同事們開創的社會行動提供了一個正式架構。他們創建了一個政治中立的基層救援組織，培養年輕人的實際技能和精神力量，讓他們前往被炸毀和落後的村莊，建立學校和醫療中心，安置無家可歸的家庭，並組織農業合作社。SYSS在越南語是 Thanh Niên Phụng Sự Xã Hội (TNHSXH)。在這裡可以看到他們的活動手冊。這些學生就像西方和平隊成員一樣，被服務的理想鼓舞，在村莊做全職志願者。他們沒有收入 。

然而，在懷疑、仇恨、恐懼和暴力的語境下，開展社會工作極為困難。危險可能在任何時候來自任何一方。Thầy的朋友被捕，社會工作者被威脅，武器總是近在咫尺。一行禪師《At Home in the World》 (2016) 第57頁。 “如果沒有靈性修習，你無法存活，”Thầy解釋道。一行禪師在美國碧岩寺的答問環節，2013年8月29日。所以，“入世佛教誕生於如此困難的處境中，回應苦難的同時，你希望保持自己的修持。你在人們仍奔跑於槍林彈雨之處設法行禪。你在幫助被子彈或炸彈炸傷的孩子時，學習如何修習正念呼吸。”一行禪師2009年6月21日在梅村的開示。

他們自身的苦難和困境是其最偉大的老師。“最難的事情是不失去希望，不屈服於絕望，”Thầy說。“在那種極度痛苦的情況下，我們必須以保有希望和慈悲的方式修行。”一行禪師在美國碧岩寺的答問環節，2013年8月29日。在此期間，他們所幫助的非軍事區附近的一個村莊遭到轟炸。他們重建了它。第二次遭受轟炸時，社會工作者詢問Thầy，他們是否還應重建它。他說：“是的。”當它第三次被炸時，他認真思考了一段時間，然後說：“是的。”正如他後來解釋的那樣：“戰爭已經拖了這麽久，似乎沒有任何結束的希望。我必須時刻修習正念呼吸，回歸自己。我必須承認，當時我並無太多希望，但如果我失去希望，這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將會是毀滅性的打擊。我必須深入修習，長養我內心的小希望，這樣我才能成為他們的依止處。”一行禪師《At Home in the World》 (2016)。

1966年2月，Thầy進一步建設共修社群，建立了相即共修團（Order of Interbeing）——一個基於傳統佛教菩薩戒精神而建立的共修團體，表達了對現代性的入世佛教的創新願景。相即共修團在越文是：Dòng Tu Tiếp Hiện。它體現了Thầy的“不在衝突中偏袒任何一方”的教導，並強調不執著於任何觀點，從所有的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對Thầy來說，這些戒律是“對戰爭和教條主義－每個人都準備殺害和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直接回應。” 2008年4月7日在河內的開示。如今，相即共修團在全球已有超過3000名成員。

Thầy寫道：“越南戰爭首先是意識形態的鬥爭。為了確保人民的生存，我們必須克服共產主義狂熱和反共狂熱，保持最嚴格的中立。佛教徒盡力為所有人發聲，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我們被譴責為“親共產主義的中立主義者”。交戰雙方都聲稱自己是在為人民的真正需要說話，但北越是在為共產主義集團說話，南越是在為資本主義集團說話。佛教徒只想創造一個讓人民的聲音被聽到的載體——人民只想要和平，而非任何一方的‘勝利’。”一行禪師《Love in Action》第39頁。但是，他說：“飛機聲和炸彈聲太大了，世界人民聽不到我們的聲音，所以我決定去美國，呼籲停止暴力。”一行禪師在紐約市河濱教堂公開講座，2001年9月25日。

離開越南呼籲和平

1966年春，Thầy應康奈爾大學的喬治·辛博士（Dr. George Kahin）之邀前往美國，在大學的東南亞政治係做有關越南處境的系列講座。唯愛社（和平與正義的傑出國際跨宗教組織）的執行秘書阿爾弗雷德·哈斯勒（Alfred Hassler）隨後邀請Thầy參訪美國、歐洲、亞洲好澳大利亞的大學和教會，為和平發聲。 Kahin博士來自康奈爾大學東南亞政治系，此行由康奈爾大學校際團隊贊助。阿爾弗雷德-哈斯勒去年曾訪問過越南，並於當年夏天在Vạn Hạnh大學見到了Thầy。1966年5月11日，他離開越南進行短暫訪問，但要39年以後才能回到祖國。離開前夕，他的師父正式傳燈給他。在這一重要的佛教儀式上，Thầy正式成為臨濟宗第四十二代和了觀法脈的佛法導師。Thầy的師父也表示希望將來能把慈孝寺的方丈之位傳給Thầy。

Thầy離開時，是佛教和平與社會工作運動的領導人物，出版了十本書，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1966年6月9日《紐約書評》當時的短篇傳記，介紹了他的和平詩歌 。Thầy在1966年的巡回演講中，訪問了19個國家，呼籲和平，講述越南大量無聲的人民的願望和苦難。Thầy抵達美國幾天後，一位《紐約郵報》的記者這樣描述對Thầy的印象：

他身材瘦小，穿著長袍；眼睛時而悲傷，時而生機勃勃；他的語調謙遜而感人。用美國的俚語來說，阮高祺將軍統治的西貢政權很可能會為逮捕他而懸賞獎勵。……他以學者的國際語言說話，發現自己已被推入歷史的戲劇中，不是不惜代價地哭喊和平，而是結束瘋狂。……當被問及“自由”和“民主”時，他會問：“如果你不再活著，自由和民主有什麽用？”……聽著這位體弱、誠摯的人物講話，人們不禁懷疑，國務院是否會讓約翰遜總統直接接見他。

James A. Wechsler《A Plea For Life》New York Post，1966年5月18日。

在美國，Thầy會見了備受矚目的和平活動家與基督教神秘主義者丹尼爾·貝利根神父（Father Daniel Berrigan）和托馬斯·默頓神父（Father Thomas Merton），以及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和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等政要。正如托馬斯-默頓神父在第一次見到Thầy後在日記中所記錄的那樣，”他是一位真正的僧人，非常安靜、溫和、謙虛、謙遜，你可以看到他的禪修起了作用”。見《Learning to Love: The Journals of Thomas Merton, vol. 6》  (1997) 第 76頁。他還見到了一年前便開始通信的馬丁·路德·金恩博士。Thầy回憶道：“我們談論人權、和平、非暴力。我們所做的事情非常相似——建立社群，融合智慧、慈悲與非暴力的種子。”1966年5月31日，他們在芝加哥喜來登酒店舉行了一場新聞發佈會，這是金恩博士首次公開反對越戰的場合之一。在一份聯合聲明中，他們將民權抗議者和越南的自焚行為進行了比較：“我們認為，佛教徒犧牲自己，就像民權運動的烈士一樣，並不是為了傷害壓迫者，只是為了改變他們的政策。那些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的敵人不是人類，而是歧視、獨裁、貪婪、仇恨和暴力，它們深藏於人類心中。這些是人類真正的敵人，而不是人類自己。”來自FBI的報告。當天早些時候，Thầy參加了芝加哥大學校園內洛克菲勒教堂的普世和平儀式，許多高級神職人員都參加了。

1966年的行程是一段緊張的時光。與金恩博士在芝加哥會議後的第二天，Thầy飛往華盛頓，並在6月1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為結束越南戰爭提出五項和平提議，包括立即停火和美國撤軍時間表。 真空法師《 Learning True Love》 (2007)。 同一天，他被西貢電臺、報紙和南越政府的紹（Thiệu）中將和祺（Kỳ）總理譴責為國家叛徒。由於被剝奪返回越南的權利，他開始了長達40年的流亡生涯。Thầy後來說：“因為我竟敢呼籲和平。”

一週後，他那充滿力量的和平詩歌登上了《紐約書評》的頭版。同天晚上，在紐約市政廳為他組織了一場“越南與美國良知”的特別活動，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詩人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l）和丹尼爾·貝利根神父起著重要作用，他們都是直言不諱的越戰批評者。Thầy出現在《紐約客》的“熱門話題”版頁。 New Yorker，1966年6月25日。.戰爭的絕望使他從越南傳統出家訓練的皈依處一躍成為60年代美國政治和知識分子的前沿人物。

托馬斯·默頓神父為Thầy的書《火海蓮花》（Lotus in a Sea of Fire）撰寫前言，同年在美國出版。這本書為結束暴力做出了雄辯、有力、深刻而理性的呼籲。這本書在越南地下印刷了7版，售出了數十萬冊。1967年美國 Hill & Wang出版。越南版：《Hoa Sen Trong Biển Lửa》 (1967)。

唯愛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為Thầy組織繼續在歐洲呼籲和平。他兩次會見了教皇保羅六世（Pope Paul VI），並邀請他訪問越南。梵蒂岡記者將 Pignedoli 大主教和 Huessler 女士隨後對越南北部和南部的訪問與一行禪師的建議聯繫起來。資料來源：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archives, “Thich Nhat Hanh: A Brief Biography,” (1970)，保存在斯沃斯莫爾 F.O.R.檔案館。他在哥本哈根、巴黎、羅馬、日內瓦、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他談到越南大學和教堂裏的局勢，聽眾常超過一千人。他在英國、加拿大和瑞典的議會發表演講，並在英國與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見面。在加拿大，Thầy是第一位應邀在加拿大議會對外事務委員會發言的非加拿大人。資料來源：同上。在荷蘭，他與二戰抵抗戰士赫伯·科爾布魯格（Hebe Kohlbrugge）和神學家漢內斯·德格雷夫（Hannes de Graaf）成為了朋友；在德國，他與路德會牧師海因茨·克洛蓬伯格（Heinz Kloppenburg）和反對納粹的神學家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成為了朋友——他們都成為了Thầy在歐洲的忠實朋友與夥伴。秋天，Thầy呼籲和平的旅行繼續到了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和日本。一行禪師私人文件。 

當他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呼籲和平時，Thầy收到了他在越南的團體的悲劇消息。Thầy離開後不久，社會青年服務學院的校園受到手榴彈襲擊；1967年4月，一名學生社工和客座教授被殺，另有16人受傷。一行禪師私人文件，1967年4月24日。同年5月，Thầy在巴黎收到了毀滅性的消息：他的首批受戒成為相即共修團的六位弟子之一一枝梅（Nhất Chi Mai）自焚。1967年6月14日，他的五位年輕的青年社會服務學院的工作者，遭武裝分子帶到平福（Bình Phước）河岸射殺。其中一人掉進了水裏，活了下來；其他四人當場死亡。真空法師《, Learning True Love》第 11章。聽到這個消息，Thầy哭了。一位朋友安慰他說：“Thầy，沒有必要哭泣。你是領導一支非暴力戰士的將軍。你們遭受傷亡是自然的。”Thầy答道：“不，我不是一個將軍，我只是一個人。是我把他們召喚來服務的，現在他們犧牲了，我怎能不哭。”

這場悲劇使Thầy深受影響，讓他深挖仇恨與暴力的根源，他發現這來自錯誤的觀念。Thầy說：“我們必須用智慧之劍終結我們對彼此的所有觀點、概念和標簽。所有這些標簽都必須被去除。觀點會導致狂熱，可以毀滅人類，也能摧毀愛。”

兄弟情誼：與馬丁·路德·金恩的友誼

1967年1月，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六個月後，金恩博士提名Thầy諾貝爾和平獎，說：“他的和平理念如果得到應用，將建立一個普世主義、手足情誼和人性的豐碑。”金恩博士的提名信。數月後的1967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其紐約河畔教堂里程碑式的演講“越南之外”中，引用了Thầy的書《火海中的蓮花》。這是他首次毫不含糊地譴責戰爭，並最終團結了和平與民權運動。金恩博士分享了Thầy的強有力的信息：“人類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仇恨、分別、狂熱和暴力。”當金恩博士為反戰遊行時，他在寫有這些文字的英語和越南語的橫幅下遊行。例如，1967年3月25日，在芝加哥領導了一次反對越南戰爭的游行（洛杉磯哨兵）。 

Thầy和金恩博士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67年5月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組織的世界和平的會議上。他們的討論尤其集中於他們共享的“摯愛社群”（beloved community）的全球願景上，即建立在非暴力、和解、正義、寬容和包容原則之上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友誼。在這種原則下，即使敵人也可以成為朋友。他們的目標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一種現實的、可實現的目標——只要相當一部分人能修習和平與非暴力原則。

不到一年，金恩博士被暗殺。Thầy聽到這一噩耗時在美國。他們的友誼、共同的勇氣和願景，然後失去這位朋友，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我極為悲痛，”他後來說。“我吃不下，睡不著。我深深地發願，繼續創建他所說的“摯愛社群”，不只是為自己，也為了他。我已經完成對馬丁·路德·金恩的承諾。我想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他的支持。”同上。

巴黎和平會談 & 入世新元素

Thầy的不間斷的行程從香港和印度中轉回到了巴黎。他在巴黎和談（1968 – 1973）上正式代表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繼續他的和平工作。Thầy 被越南統一佛教會提名擔任這一職務。他與前來協助的志願者和朋友一起在巴黎的一個阿拉伯貧困社區租了一間小公寓。除了和平行動，他們繼續盡力支持在越南的救援行動，很快開始資助數千名因暴力而成為孤兒的兒童。截止1975年，歐洲和美國的2萬名捐贈者資助了越南的1萬多名孤兒。真空法師《 Learning True Love》 (2007)，第306-7頁。Thầy在長時間的工作中引導他們的小社群將正念和慈悲體現在每一個行為當中：不論打電話、起草文件、寫信、一起吃飯還是洗碗。日子在歌聲和靜坐中結束。周末，Thầy會在附近的貴格會會議室組織針對公眾的正念禪修，吸引了很多年輕的求道者。正是在這段時間，Thầy加深了與其他宗教領袖的對話和友誼，特別是基督教神父和牧師，從而產生了一系列關於佛教—基督教對話的有力書籍。一行禪師《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 (1995)；一行禪師《Going Home: Jesus and Buddha as Brothers》 (1999)。丹尼爾·貝利根神父（Father Daniel Berrigan）作為耶穌會的神父與和平主義者，前來和他一起住了數月，學習禪修。丹尼爾-貝利根神父於1974年9月抵達。他們在Sceaux辦公室的深夜談話被記錄下來，並以《The Raft Is Not the Shore: conversations toward a Buddhist-Christian awareness》為題出版（Beacon Press，1975年）。 

與此同時，Thầy開始在巴黎享有聲望的索邦高等研究應用學院（Sorbonn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教授佛教。作為一名教授，他能夠接觸到國家圖書館的大量佛教手稿收藏。Thầy 的研究收錄在他的《Zen Keys》一書中，該書於 1972 年首次以法文出版，名為《Les Cles Pour le Zen》，後來又出版了《Master Tăng Hội》（2001年）。Thầy在那裏發現了有關康僧會禪師（Master Tăng Hội）詳細生平的罕見文檔。康僧會禪師是大乘佛教的開拓者，融合早期佛教的禪修經典，包括《念住經》和《入出息念經》（Satipaṭṭhāna and Ānāpānasati sutras）。發現了如此重要的早期越南禪宗大師的著作，是一個深刻的靈感來源，奠定了Thầy在西方發展和教導的禪法。

Thầy的公開的行動主義不僅限於佛教與和平。他與唯愛社的阿爾弗雷德·哈斯勒（Alfred Hassler）及其他引領性的知識分子、科學家一起協助在法國芒通（Menton）召開第一次歐洲環境會議。他們的行動始於2000多名科學家簽署的芒通聲明——“向我們在地球上的35億鄰居致辭”。該聲明旨在解決環境破壞、污染和人口增長問題。發表於教科文組織期刊。。第二年，聯合國秘書長宇譚（U Thant）會見了Thầy與他的夥伴，表達支持，並於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的聯合國峰會上舉辦了有關人類環境的“Dai Dong”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期間，高玉鳳與政府機構和部長們進行了一系列積極的會談，並成功地說服他們贊助 SYSS／統一佛教會重建越南被炸毀村莊的社會工作方案。第一筆資助是通過瑞典路德會提供的，金額為30萬美元。見真空法師《Learning True Love》（2007）第164頁。深層生態學、相即和保護地球的重要性繼續演變為Thầy的教導、倫理觀和寫作中的強大主題。克裡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於2010年7月至2016年擔任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在擔任這一職務期間，她召集了具有歷史意義的2015年《巴黎協定》。

正念的奇蹟

1975年，Thầy完成了《正念的奇蹟》一書的手稿。這本書最初是為他在越南的社工們寫的手冊，目的是給予他們所需的精神力量，繼續他們的工作而不至於精疲力竭。這本書迅速成為西方主要的禪修手冊。正如喬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後來所說：“第一本喚醒主流讀者關注正念的書。”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開闢了禪修領域的新天地，將禪修帶出禪堂，呈現了如何將正念融入日常生活。正如牛津大學的一位學者所說：“它悄悄地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牛津大學馬克-威廉姆斯教授（Prof. Mark Williams）為一行禪師的《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禮品版，2015年）寫的序。如今，這本書已成為禪修經典暢銷書，被譯為30多種語言出版。1974年由美國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首次出版，書名為《The Miracle of Being Awake》。直到1975年 Beacon Press出版後，才用了現在的書名《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該書還由倫敦的 Pax Christi出版，書名為《Be Still and Know: Meditation for Peacemakers》。它最初是以法文出版的，標題為《Le Miracle est de Marcher sur Terre》（。該書於1976年在斯裡蘭卡和泰國出版，作為青年活動家使用的禪修手冊。

船民危機

1976年12月，Thầy出席了在新加坡召開的世界宗教與和平會議，進而了解到人們開始乘船逃離前南越的困境。成千上萬的人漂流在公海上，任憑風暴和海盜擺布。當船只成功靠岸時，通常又會被推出海岸。Thầy無法回到越南帶領團體的社會工作項目，但仍可以幫助船民。他後來說：“只是談論慈悲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做慈悲的工作。”一行禪師《 At Home in the World》 (2016)，第 61頁。Thầy、鳳和同事們從新加坡租了兩條大船——一艘貨船“羅蘭”和一艘油輪“飛躍達爾”——以及一架小飛機搜索海域。幾週內，他們從公海救出了八百多人。一行禪師《The Sun My Heart 》(1982)。 

然而，救援行動激怒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三個月後這個計劃被終止。載有數百人的救援船隻不被允許進入馬來西亞水域尋求躲避風暴威脅的避難處，也不被允許補給食物或燃料。Thầy被命令24小時內離開新加坡。這是一個承受著巨大壓力和絕望的時刻，數百人的生命取決於他的行動。Thầy轉向禪修來尋找出路，他整夜禪觀。後來他說，只有通過專注於呼吸和腳步，他才能重建和平與明晰，獲得所需的洞見找到解決之道：推翻驅逐令，這樣他就能在新加坡停留更久，有時間做出安排，確保船上每個人的安全。一行禪師《 At Home in the World》 (2016) 第 61頁。 他在新加坡的經歷向他證明，即使在最困難的處境下，正念呼吸、平和、明晰和洞見也總是可能的。

和平是一種修習

1982年6月，Thầy在紐約帶領禪修營，與已故的日本禪僧鈴木俊隆（Shunryu Suzuki）的許多學生一道參加了一場和平示威遊行。1982年6月13日在紐約市舉行的核裁軍集會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集會之一（《紐約時報》）。Thầy在紐約參加 “尊重生命會議”，這是一個關於核裁軍的宗教間會議，與世界領導人峰會 “聯合國第二屆裁軍特別會議 “同時舉行。Thầy率領代表團在和平中慢慢行走，但他們的步伐對身後的人群來說太慢，許多人想超過隊伍的人開始變得憤怒。“和平運動中充滿了憤怒，”他觀察到。所以Thầy的重心從示威和新聞發佈會轉向了更深層次的工作——通過正念禪修和社區生活轉化意識。“即使我們能將所有炸彈運往月球，我們仍不安全，因為戰爭和炸彈的根源依然存在於我們的集體意識中，”他說。“我們無法用憤怒的示威來廢除戰爭。轉化集體意識是根除它的唯一途徑。”一行禪師開示，1991年2月21日。

正念與和平的先鋒社區

自五六十年代在越南積極入世服務，到七十年代在巴黎的時光，Thầy開始看到，創造和平的生活環境和正念社區生活，是治癒世界上的戰爭創傷和痛苦、培植和平的種子、療癒、和解與覺醒的最可靠方法。在巴黎，Thầy和同事們已開始花時間待在Foret d’Othe附近的一個農舍，週末靜修。他們稱之為“芳雲庵”（Sweet Potatoes）。那裏猶如越南中部高地的芳貝，Thầy看到了作為一個團體探索正念生活之道和親近自然的療癒潛力。

創建梅村

1982年，Thầy及其追隨者在法國西南部的多爾多涅山谷（Dordogne Valley）發現了一處古老的農場和土地。他們在起伏的山丘和葡萄園中建立了正念禪修中心，並在肥沃的土壤中種下了1250棵梅樹，後以梅村（Plum Village）著稱。當時梅村現有的建築破舊不堪，設施簡樸。谷倉變成了禪堂，羊棚成為宿舍，木板床搭在磚上保持平衡。

在接下來的20年，梅村發展成為了西方最大的佛教禪修中心，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每年夏天有4000多名禪修者，一年當中有超過10000名拜訪者前來參觀。

老師的老師

1980和1990年代，Thầy頻繁訪美，對西方新興的禪修領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並在東部和西部海岸新的佛教禪修中心帶領禪營。包括 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 Omega Institute、Ojai Foundation 及 the San Francisco Zen Center。他設計和提供的體驗式正念禪修營模式與西方的日本禪宗傳統的sesshin （靜坐）、藏傳佛教的pujas（法會）或上座部佛教傳統的止語靜修完全不同。Thầy發展的禪修營活動融合了新式的引導靜坐、戶外放鬆行禪、不那麼傳統的食禪、引導性躺臥深度放鬆、小組佛法討論 、茶禪、“服務禪”（在花園工作，清潔浴室或洗碗），以及引導性的禮拜 （一種稱之為“接觸大地”的修習）。他利用自己在佛教心理學上的深厚基礎以及對西方文化的理解，發展了獨特的佛教修行，以實現慈悲溝通與和解。這些由Thầy本人在法國梅村發展的修習，創建了一個強大有力的正念禪修營新模式，今天已在全球廣受歡迎。

Thầy強調佛教倫理道德準則和五戒在禪修中的重要性。James William《The New Buddhism: The Western Transformation of an Ancient Tradition》，Coleman (2002)。許多人擱置了並聲稱這些修習不適用於西方現代佛教，但Thầy堅持倫理道德與正念密不可分；沒有倫理的禪修和正念不是真正的正念。許多1980年代參加Thầy的禪營的修習者，已成為西方領先的正念老師，包括瓊·哈利法克斯（Joan ·Halifax）、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莎倫·薩爾茨伯格（Sharon Salzberg）和喬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Thầy有關 “日常正念” 的教導和他的行禪風格現已被採用，並被非宗教的“正念運動”推廣，把療癒帶到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

存在即相即

Thầy在加州的塔薩迦拉（Tassajara）禪修中心帶領的一次禪營中，創造了“interbeing”（ 相即）這個詞，形容萬事萬物與其他事物相互依存的關係。Thầy教導學生以“相即之眼”觀看，看到沒有雲、森林和雨就沒有紙，沒有女兒或兒子就沒有母親或父親。“萬物共存，”他解釋道。“存在即相即。你無法獨自一人，必須與其他事物相即地存在。”

一行禪師在梅村的開示，2013年10月1日。 “相即”一詞雖仍在使用文字和“存在”的概念，但它是一種超越二元分別概念從而觸及到實相的巧妙方法。“相即”成為Thầy的佛教教導中最獨特的貢獻之一。一行禪師《The Other Shore》 (2016) 第 28頁。

在他早期的禪營中，Thầy持續教導：沒有痛苦就沒有快樂，無淤泥便無蓮花。“相即的洞見”成為他在溝通、生態學、衝突解決、政治分裂甚至個人家庭關係方面的教導核心。

1984年，Thầy的父親在越南芽莊過世。他無法回去參加葬禮。Thầy深深地修習，以看到父親在他身上的延續。他在一次開示中說：“父親在我身體的每個細胞中，母親也是。我的祖父、祖母、祖先們並未死去，他們全然存在於我身體的每個細胞中。當我聽到鐘聲時，我邀請他們和我一起聆聽。當我們聆聽鐘聲時，可以默默地說：聆聽，聆聽，這美妙之聲帶我們回真正的家。”一行禪師開示， 2014年6月20日。

深化根基，擴展枝脈

多年來，Thầy擁抱和療癒自己無法回到越南的痛苦。他解釋說：“由於修習，我才能在此時此地找到自己真正的家。真正的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堅實的現實，你可以用腳、手和心去觸摸它。它在此時此地觸手可及，沒有人能把它拿走。他們可以佔領你的國家，是的。他們可以把你關進監獄，是的。但他們無法拿走你真正的家和自由。” 他將“我已到了，已到家了”這句話描述為他修習的精華，也是“我所能給予的最短教導”。起初，他指引數百（後來數千）前來梅村參加禪營的人真正抵達此時此地的內在之家。

佛教學者

1980年代早期，Thầy在梅村繼續致力於研究古代經典，出版新書和翻譯，為古代佛經帶來了新生命，把它們帶給更廣泛的觀眾。他翻譯的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經文《心經》，很快成為權威的現代英文譯本；他的佛教啟蒙《佛陀之心》（The Heart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依舊是經典教科書。一行禪師《The Heart of Understanding》 (1987)。Thầy精通古漢語、巴利語和英語，將《入出息念經》（Ānāpānasati Sutta）、《念住經》（Satipaṭṭhāna Sutta）和《金剛經》翻譯為現代越文和英文，將其從晦澀的經文轉變為既適用又關切的實用禪觀手冊。他影響深遠的佛陀傳《故道白雲》是一本以二十多種語言出版的暢銷書。這本書沒有神通的點綴，通過抒情的語言和易於理解的佛教教義，成功地將佛陀樹立為一個人，而不是神。

儘管Thầy成功地讓西方觀眾接觸到佛教，但他仍然堅持佛教從不應被稀釋。即使他那些看似最簡單的訊息，也根植於他對漢語和巴利經文的學識和研究，以及對佛教心理學的深刻理解。他的許多學術性的教導和課程都是用越南語對梅村僧團開示，有待譯為英語。見附錄，一行禪師的佛學講座。

創建出家僧團

1988年，在超過35年的教學之後，Thầy終於開始接受出家弟子，建立出家僧團。1988年11月，在印度靈鷲山峰，Thầy為他的長期學生和合作者鳳（真空法師）和其他人，包括Annabel Laity（真德法師）剃度，後者成為他的第一個西方僧侶弟子。 他開始重視師生關係的重要性：作出終身承諾，持續在生活於正念的常住僧團中一起修學。到1990年代中期，約有六個國家的三十位僧尼和在家弟子與Thầy一起在梅村生活和修習。隨著僧團的逐漸形成， Thầy有關在團體中修習的教導也在發展。一行禪師《 Joyfully Together: The Ar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Community》 (2003)。Thầy開創了僧尼之間更大的平等，強調決策的共識，而不是依靠權威，成為第一位在管理出家僧團時將資歷與民主結合起來的東方佛教大師。更多關於梅村傳統中的女性，請看一行禪師基金會網站： “Female Buddhas: A Revolution for Nuns in the Plum Village Tradition“。他邁出了修改比丘和比丘尼戒經（Pratimokṣa）的革命性一步。一行禪師《 Freedom Wherever We Go: A Buddhist Monastic Code for the 21st Century》。2003年3月31日，Thầy 在韓國首爾 Choong Ang Sangha University 發佈新修戒本。他於1989年出版的《誦念儀式》是第一本用越南白話而非古漢語寫的越南佛教課誦本。越文版： Nghi thức Tụng niệm, Lá Bối Press California (1989)。英文版：一行禪師《Chanting from the Heart: Buddhist Ceremonies and Daily Practices》 (1991)。

新的修習方法

Thầy是首批消除禪宗神秘感的現代禪修老師之一，使回家和接觸當下此刻的修習真正易於理解。他發展了正念修習的具體方法，包括正念呼吸、正念行走、正念洗碗、刷牙、烹飪和工作，以及任何時候聽到寺院鐘聲（或電話）響起時便完全停下來聆聽的修習方法。

1990年代末，為了回應不斷增長的參加禪營的需求，僧團在美國佛蒙特州（青山佛法中心）和加利福尼亞州（鹿苑寺）另外開設了出家眾領導的正念禪修中心。Thầy也傳燈給數十名資深在家弟子成為佛法老師，繼續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和教導。其中許多人在歐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亞創立了正念社區，並憑借自己的能力成為傑出的老師。Thầy強調集體禪修的療癒和轉化力量，以及在當地建立正念團體（或“僧團”）的重要性，以提供友誼、喜悅和團結，解決現代世界盛行的孤獨、疏離和個人主義。今天，他的在家學生已在40多個國家建立了一個由1500多個正念共修團組成的網絡。Thầy進一步創立了七個禪修道場：碧岩寺（Blue Cliff Monastery，紐約上州），Maison de l’Inspir（巴黎），歐洲應用佛學院（European Institute of Applied Buddhism ，EIAB，德國），梅村禪修中心（泰國Khao Yai），木蘭寺（密西西比州），亞洲應用佛學院（Asian Institute of Applied Buddhism ，AIAB，香港大嶼山）和預流寺（Stream Entering Monastery，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

無邊界的佛教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Thầy為心理治療師、教師、商界領袖、政治家、科學家、環保主義者、藝術家、警察甚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帶領了特殊禪營，將佛教修行和教義帶出了宗教語境，服務於世界。

在美國，他主持了針對戰爭老兵的禪營——他們被派去攻擊他的祖國——以加深各方的和解。

全球道德規範

Thầy起草了一份新的佛教傳統的普世道德規範——五項正念修習——並在白宮國際峰會上發表。1996年印度；2000年達沃斯；2000年12月白宮。據估計，在過去40年裏，成千上萬人已作出正式承諾將這些道德規範應用到日常生活中。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Thầy與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一起，在他的文本基礎上幫助起草新世紀的“2000年宣言”。 見 http://www.peace.ca/manifesto2000codeofethics.htm最終的宣言在世界範圍內征集到了7000多萬個簽名，其中包括很多國家元首。

Thầy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官方客人，受邀在世紀之交的系列行程中，將他有關應用倫理道德的教導帶到中國。他受到宗教事務副部長的接待，在主要的禪宗道場受到盛大接待。他在那裏向他的禪脈的祖師大德表達了敬意，並被邀請去做佛法開示和帶領禪修。Thầy帶回中國更新的佛教——更放鬆、喜悅、實用和易於理解；他的書《你可以不生氣》、《正念的奇蹟》和《故道白雲》受到新一代求道者的歡迎。

深層生態學

2000年初，Thầy成為深層生態學的主要佛教發言人，發展他始於1970年代早期在Dai Dong會議上發表的有關環境的教導。“相即”的洞見成為他入世行動的基礎。Thầy在出版的《正念擁抱地球 》（The World We Have，2008）一書中勇敢無畏地說事實，概述了針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的佛教方法。他寫道：“如果人類繼續沿著當前的道路走下去，我們的文明將終結的比我們想象的快。”一行禪師《The World We Have: A Buddhist Approach to Peace and Ecology》 (2008) 第 43頁。2007年，他帶領他的整個僧團成為全素食者，作為植物性飲食如何減少痛苦和保護地球的一個強有力信息。請看Thầy在碧岩寺寫的信《坐於秋風中》，指導他所有的禪修中心成為全素食者，減少動物的痛苦，也減少社群的碳足跡。 他在《給地球的情書》（Love Letter to the Earth）一書中表達了對環保活動人士最深刻的洞見，邀請大家“愛地球”，以創造真正可持續的能量源，鼓勵行動和參與。

應用和平倫理道德

2001年9月，當紐約世貿中心遇襲時，Thầy在美國帶領禪營，演講，並接受關於新書《你可以不生氣》（Anger）的採訪。他帶領數百人在世貿中心遺址附近行禪，並在紐約河畔教堂對2000多人發表了一場令人難忘的演講，談到非暴力和寬恕等問題。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六個月後，Thầy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呼籲和平，受到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會見以提升他的關切，並領導美國國會議員為期兩天的正念禪營。他重申了不要把敵人視作魔鬼的重要性，並將慈悲描述為偉大勇氣和力量的象徵——而非軟弱——以及保證真正的安全與和平的最佳方式。

回到越南

2005年，經過一年的準備和協商，適逢越南申請加入世貿組織。越南共產黨政府最終同意Thầy在39年的流放之後回到祖國。200多名出家眾和在家修習者組成的龐大代表團陪同他，在機場受到人群的歡迎。Thầy在嚴格控制下做公共演講，帶領禪修。他的一些書也終於被允許在越南合法出版。儘管嚴格控制和限制宣傳，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Thầy帶領的正念日和禪修營。如他在世界各國首都所做的，Thầy受到政治領導人接見，提出了支持倫理道德、繁榮和進步的公民社會、教育和國際關係的具體建議。數百名年輕越南人請求成為他的出家弟子，同年進入般若寺（Bat Nha Monastery）——中央高地的一座新建大寺廟，離芳貝很近。2007年，Thầy回到越南為那些死於戰爭的亡者主持了一系列大型超度法會，並於2008年在河內國際衛塞節慶典上作了主題發言。Thầy每次都會見到國家的政治領袖們。2008年，Thầy與越南總統吳明哲進行了正式會晤。 在這些接觸中，就像他訪問國會山、印度議會、倫敦威斯敏斯特和北愛爾蘭的斯托蒙特一樣，Thầy提供具體的建議支持道德、繁榮、公民社會的進步、教育和國際關係。

2005年至2008年，般若寺迅速發展。很快，就有400多名年輕僧尼依Thầy的傳承剃度。每個月有數百名年輕人前來寺院。般若寺甚至在流行文化中產生了影響，成為年輕一代的皈依處；一部流行的電視劇甚至在某一集中讓其主角去參觀，參加正念禪修。然而，有利的條件並未持續很久。共產黨政府認為它的快速成長是種威脅，於是採取措施關閉了它。經過數月的騷擾，僧眾於2009年9月27日被強行驅散，在少數願意冒險收容的寺院尋求庇護。般若寺的損失對Thầy來說是痛苦的，但這也使他數以百計的出家弟子獲得簽證，在越南之外傳播他的教導，從而能夠在歐洲、北美、亞洲和澳大利亞建立新寺院。

全球精神導師和“正念之父”

2008至2009年標誌著Thầy及其僧團新的成長與活動。Thầy將“入世佛教”（ Engaged Buddhism）一詞改為“應用佛教”（Applied Buddhism）。就像應用數學或物理，Thầy看到真正將正念與相即的佛教教導運用到生活和社會各方面的重要性。應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邀，Thầy擴展和更新了他那一頁長的“全球道德準則”（五項正念修習），成為一個真正普世的道德準則，解決社會不公、暴力、恐懼、焦慮、渴望、孤獨和絕望的根源。他在德國成立了歐洲應用佛學院，目前是歐洲最大的佛學院，教授將正念修習導入社會各領域的課程。他創立了覺醒學校（Wake Up Schools）項目，訓練教師將正念融入教育。Thầy擁有超過三十載與家庭和孩子分享正念的經驗，當真正的正念精神進入教室和教育設置時，他看到保持這種精神的需要。他與其他作者合著了《快樂的老師改變世界》（Happy Teachers Change The World）一書，概述了在學校以具體化和建基於社群的方式分享正念的願景。見wakeupschools.org；一行禪師與 Katherine Weare 《Happy Teachers Change the World: A Guide for Cultivating Mindfulness in Education》 (2016)。Thầy還創立了（“致力於健康慈悲的社會的年輕佛教徒和非佛教人士的”）覺醒運動（Wake Up movement），目前包括了歐洲、美國、亞洲超過100個當地團體的網絡，每週組織聚會，快閃禪修，正念徒步，週末禪修和入世活動。當年輕人組織與Thầy一起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的坐禪活動時，超過3000人聚集在一起，使之成為了這座城市歷史上最大的禪修活動。

出路

當被問及早年在西方，有什麼事情最為打動他時，Thầy說：“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是，即使你擁有很多財富、權力和聲名，你仍會深深地受苦。如果內心沒有足夠的安詳與慈悲，你不可能快樂。”Thầy的教導強調了接觸他所說的當下此刻的“真正的幸福”的重要性。接受 John Malkin的訪問，Shambhala Sun Magazine，2003年7月1日。他認為，幫助人們觸碰真正的幸福是從根源上解決不公義、不平等和消費失控的社會的最好方法。他說，當我們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幸福時，就很容易過簡單的生活，照顧好自己、人際關係和地球。

全球平台

Thầy勇敢地就當代一些最大的難題發表看法，教導具體的正念行持作為出路，成為東西方廣受歡迎的精神導師。2006年《時代》雜誌選他為 “亞洲六十英雄 “之一。2008年，他受邀作為印度政府的“貴賓”正式訪問印度。他發表演講，帶領禪營，在國民議會發表講話，會見了印度國民大會主席索尼婭•甘地（Sonia Gandhi），並擔任《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紀念日專刊的特邀編輯。他曾受邀在世界宗教議會（2009年）和曼谷瑪希隆大學（University of Mahidol）舉行的泰國政治家（2010年）上發表演講。2011年，他再次受邀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2012年，他分別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斯托蒙特的北愛爾蘭議會和巴黎的法國參議院發表演講。在都柏林的公開演講之後，《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給予他“正念之父”的稱號。The Irish Times，2012年4月10日。2014年，梵蒂岡派遣官方特使到梅村，邀請Thầy前往羅馬代表佛教參加各信仰的全球聲明，反對奴役和人口販賣。奧巴馬總統訪問越南時，在河內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引用了Thầy關於和解的教導。「我們吸取了尊敬的一行禪師的教導，他說：『在真正的對話中，雙方都願意改變。 』這樣一來，使我們分裂的戰爭就成了癔合的源泉。」 – 越南河內，國家會議中心，奧巴馬總統，2016年5月24日。 資料來源：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5/24/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people-vietnam 

東方的成長

在他數十年的教導中，Thầy拒絕將禪宗、淨土或上座部佛教導師的分類，而更願意說自己“呈現了早期佛教教義的大乘精神”或“讓大乘佛教在早期佛教的水中沐浴”。接受Melvin McLeod的訪問，Shambhala Sun Magazine，2017年2月17日：Love and Liberation: An interview with Thich Nhat Hanh。2008年以來，Thầy在亞洲的教學興盛起來，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他們被他擺脫了教條、儀式和迷信的佛教新風格吸引。2013年，在韓國釜山，有超過10000人參加了他的公開演講。同年，12000人參加了他在香港的演講；他也在香港為教師和健康專業人士主持了特別環節。泰國梅村作為Thầy的僧團在亞洲的樞紐，已發展到超過200名僧人，他們前往日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臺灣帶領禪營。 在他的中心，他去除了許多儀軌、禮節和深奧難懂的儀式，還原了佛教禪修的鮮活本質。這麼做的過程中，他已經超越了單純地教導“大乘禪宗”的佛教本身，而是教導一種現代的、更新的、充滿活力的佛教，以及與佛陀的原始教義精神相協調的禪修。

Thầy那簡潔而優雅的書法首先在東方受到推崇——2010年11月在香港大學美術館舉辦了大型展覽，隨後在臺灣（2011）和曼谷（2013）展出。Thầy的書法開始成為鼓舞人心的短語，提醒學生們在日常生活中正念，例如“呼吸，你活著”或“對你茶中的雲朵微笑”。如今，它們已成為備受歡迎的藝術作品，並以書籍的形式出版。據估計，Thầy在生命中為學生們創作了逾10000幅書法作品。一行禪師《This Moment is Full of Wonders: The Zen Calligraphy of Thich Nhat Hanh》 (2015)。

北美教學之旅

在2013年最後一次北美教學之旅中，Thầy在多倫多帶領了超過1500名教育工作者的禪營；在紐約百老匯舉辦書法展；在哈佛醫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總部主持正念工作坊；為700多名谷歌員工帶領了一天的正念日；為硅谷的一些行政總裁帶領了下午的正念修習，包括Salesforce公司的負責人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他隨後一直支持Thầy及其傳遞的訊息。 “你是想成為‘第一’，還是想要快樂？”Thầy問道，“你可能成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你永遠不會是幸福的受害者。”2014年春天，他的學生克里斯蒂安那·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準備在巴黎領導COP21氣候和談，Thầy向她給予支持。該會議最終成就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議。菲格雷斯女士後來將她的成功歸於Thầy的教誨和指導。Jo Confino “This Buddhist Monk Is An Unsung Hero In The World’s Climate Fight,” 訪問 Christiana Figueres，Huffington Post，2016年1月22日。Thầy的教導也擴展到好萊塢。奧斯卡獲獎導演亞歷杭德羅·G·伊納里多（Alejandro G. Inarritu）和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參加了Thầy的禪營並遵循他的教導；另一位敏銳的跟隨Thầy學習的已故喜劇演員蓋瑞·山德林（Gary Shandling）在美國國會發表講話時介紹了Thầy。Leo Barraclough “Alejandro G. Inarritu on Mindfulness Documentary ‘Walk With Me’， Variety，2017年3月9日。 

道路，而非工具

2014年6月，Thầy的健康減弱，他帶領了21天禪營，主題為“我們活著時，會發生什麽？我們死後，會發生什麽？”禪營開示結集：一行禪師《 The Art of Living: Peace and Freedom in the Here and Now》 (2016)。他在此次禪營中闡述了自己對生死之道的洞見。這是一個正念爆炸性流行的時代，期間美國軍隊也轉向專業正念人士，Thầy的一些弟子，在家佛法老師甚至訓練士兵提升自己的表現。當被問及老師是否應該訓練軍隊時，Thầy解釋說，只要他的學生在教導，就應提供完整的教學，包括倫理道德，並且從不稀釋或使修習變質或使用它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他說：“正念是道路，而非工具。”

雲永不會死去

Thầy忠於臨濟法脈的真正精神遺產，從未尋求持有一個頭銜或地位，也從未追逐聚光燈。然而，這位質樸溫和的僧人卻觸動了無數人的心靈，改變了不計其數的人的生命。他被描述為“西方佛教中最重要的人物……通過他所教導的學生數量和他所創造和強調的術語和思想（“入世佛教”、“相即”、“正念”等），他對當代西方佛教本身的語言產生了直接影響。”Jeff Wilson, Mindful America: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2014) 第34頁。在最近一次關於“佛教世界”的學術調研中，鑒於他對當代全球佛教的影響，他被評選為歷史上最具影響力、最獨特和最富代表性的十大佛教領袖之一。John Powers 編輯《The Buddhist World》 (2016) 第 5頁；第 606-616頁。Thầy從自身面臨的挑戰和洞見所發展出的正念修習和禪營模式，被各大洲和來自各行各業的千萬人採用。僅在美國，他就售出了300多萬本書，在世界範圍內售出數千萬本。

在跨越65年的非凡教學生涯中，Thầy為21世紀復興了佛教，將佛教從虔誠信仰或學術追求，轉變成能持續自我更新的鮮活的修行。Thầy經歷了殖民主義、軍事化和全球化的動蕩不安，並持續提供適應時代的佛教回應。他將古老的佛教智慧與西方心理學、科學、生態學、倫理學和教育的元素相結合，以解決恐懼、暴力、壓迫、不公和環境破壞的深層根源，為人類大家庭觸及和平、和解和真正的幸福提供了一條前行的路。2017年，紐約聯合神學院推出了以一行禪師命名的課程（Thich Nhat Hanh Program for Engaged Buddhism），探索佛教對和平建設、氣候變化、種族主義、暴力、監禁和宗教間合作等問題的參與。

2014年11月11日，89歲生日的一個月後，Thầy遭受了一次嚴重的腦出血，這讓他無法說話和行走。起初，醫生說他不可能活下來，但他恢復得很好。經過在法國和舊金山的康復治療，他取得了重大進展，整個2016年Thầy都在法國梅村，之後移居泰國梅村的大僧團，有許多年輕的越南僧尼在那裡修學。儘管他仍然不能說話和走路，但依舊能清晰地交流。2018年10月，他決定回到越南順化祖庭慈孝寺，他出家的地方度過餘生。Thầy自1968年以來擔任寺院方丈，從1990年代起為慈孝法脈首座。以這回歸與和解，Thầy以生命畫了一個完整的圓，將他的國際靈性大家庭，與其教導和應用佛教的源頭——其祖國連接起來。Thầy用自己的生命教導我們，我們能夠以勇氣和慈悲擁抱即使是最大的逆境，我們真正的存在是我們能為所愛之人奉上的最好禮物。2019年4月19日，美國9位主要參議員前往順化進行正式訪問，向Thầy表示敬意和感謝。Thầy身體健康，強壯，精神奕奕，能與代表團共處一個多小時。代表團成員包括參議員Leahy、 Murkowski、 Stabenow、 Whitehous、Udall、 Portman、Baldwin、 Hirono、 Kaine及其配偶。他們中的一些人在2003年和2011年參加了Thầy在國會山的講座，甚至還參加了Thầy的禪營。他們分享說，Thầy教會了他們什麼是和平，以及如何微笑，如何享受步行去投票時的每一步。Thầy用自己的生命教導我們，我們能夠以勇氣和慈悲擁抱即使是最大的逆境，我們真正的存在是我們能為所愛之人奉上的最好禮物。

Thầy的學生繼續著他療癒、轉化、和解以及在世界建立修行社群的事業。越來越多的西方弟子在梅村剃度出家，梅村已從一個小農莊成為歐洲最大的佛教道場——它與在家修行人的高度互動回應了21世紀對強大的出家僧團的需求。Thầy的出家和在家佛法老師繼續為家庭、老師、科學家、社會工作者、企業家、生態學家、活動家和年輕一代領導越來越多的禪營和訓練項目。Thầy的出家僧團與ARISE 共修團 (通過種族、交錯性和社會公平覺醒，Awakening through Race, Intersectionality, & Social Equity) 共同探索支持有色人種的方式，並與持地（Earth Holder）共修團一起發展著保護地球的方法，並提供教導解決面對氣候危機時的恐懼、疏離和絕望。Thầy的國際社群的力量、多元和活力，也許是他最大的遺產。他的志向和希望在一個由不同年齡、不同國籍和背景組成的蓬勃發展的社群中存續著，他們繼續發展和演化他的教導和實踐，使之更適應我們的時代。